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之后，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运往西方，其后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鄂登堡等人接踵而至，捆载而归，最终导致了敦煌文物大量流散海外。随着各国陆续刊布敦煌及中国西北文物，随着东西方学者对这些文物加以研究，终于形成了一门以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诸遗址（以敦煌和吐鲁番为重点）及其出土文物为研究对象的特殊学问，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首次使用“敦煌学”一名称呼这门学问，该词一直沿用至今。
通过近一个世纪的工作，敦煌学的主要任务，即对敦煌等地古代遗址的保护研究以及对各国散藏敦煌等地出土文物的整理与刊布工作已经走上正轨，而对外流文物的深层次研究则迫在眉睫。其中最重要的课题便是对有关文物的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地层关系、流散经过、分藏地点、整理过程、拼接缀合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探索，以便于学者更好地利用这批文物从事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国的敦煌学家还必须面对一个特殊的课题，即敦煌文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和索还敦煌文物的法律依据问题。要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虽有考察家出版的考古报告书可资利用，但最终还必须依赖于各考察家在敦煌等地的考古档案。
在所有中亚考察家当中，斯坦因从敦煌劫获文物（即所谓“斯坦因搜集品”）的时间最早，数目最大，质量最高，种类最全，是敦煌学研究最重要的资料基础。因此，斯坦因在敦煌等地的考古档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批敦煌学史档案资料。斯坦因在敦煌等地的考古档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精华部分可以略举如下：第一，斯坦因四次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活动的田野考古日记、测绘记录、遗址文物照片等，可以为斯坦因出版的考古报告书补缺。第二，斯坦因与伯希和、斯文赫定、勒考克、鄂登堡、橘瑞超、矢吹庆辉、梅原末治等数百名中亚考察家和国际敦煌学家之间的往来通信，对于研究敦煌文物的流散、整理经过以及早期敦煌学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第三，斯坦因与新疆、甘肃地方官员之间的往来通信以及有关的官厅档案，对于研究敦煌文物外流的内因和外因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从1989年起便着手调查、研究英国大英博物馆档案处、原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档案馆等机构收藏的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已经从大约十万页档案中筛选出与敦煌考古及敦煌学史有关的两万多页加以复制整理，研究完毕后即将陆续刊布。多年来，荣新江教授已经对国内各机构散藏的敦煌学史档案以及外国考察家来华考古汉文档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据此解决了敦煌学的许多疑难问题。今后，随着各有关国家对其他考察家的敦煌考古档案加以公布，相信可以为敦煌学研究展开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一个既不同于敦煌古代文献研究、又独立于石窟艺术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方面，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又必定会促进敦煌学其他领域内的学术发展。
